耀州窑青瓷的考古发现与鉴定

作者：禚振西 | 来源：收藏期刊 | 时间：2010-08-07 | 阅读权限：游客身份 | 会员币：0

　　2008年是我国古代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的故乡铜川建市50周年，又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创建50周年，更巧也是耀州窑考古发掘50周年。在这个值得多方纪念的日子里，作为大半生从事耀州窑考古发掘的学者，心里感受良多。特应《收藏》之邀撰文，作为对耀州窑考古研究的回顾。
　　以往对耀州窑的研究，多着眼于该窑创烧和鼎盛发展的黄堡窑场，该窑场唐代创建，终于明代中期，延续烧造了800多年。
　　近年来，我们重点进行了耀州窑在其境内东向传播的立地坡、上店、陈炉三窑场的考古调查，三窑场分别创烧于北宋晚期、金、金末元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陈炉窑场自创烧以来一直延续烧造，从未中断，发展成耀州窑后期的中心窑场和代表。新的考古资料表明：耀州窑的范围应包括耀州窑内诸窑场；耀州窑的历史，应包括其诸窑场的历史。因此，整个耀州窑的烧造史应为唐代至今。在这1300年中，元代以前以烧青瓷为主，明清、民国时期以烧彩绘瓷为主，但青釉和青黄色釉也一直延烧。耀州窑青瓷的发展史可分为六个时期：
　　
　　一、始烧渐成的唐代青瓷
　　
　　黄堡窑场位于唐长安京畿地区，交通和产品集散便利。民国《同官县志>矿物志》记载：“制瓷陶土为石灰二叠纪之一种鸽青色及红黄色页岩，由岩内掘出风化后始用之。外涂之釉药为奥陶纪石灰岩中夹之页岩煤系中另一种页岩，产于富平之明月山。耐火土及药碱则产窑场之附近。以上原料除白色釉药取自富平外，其余则分布于黄堡镇、立地坡、上店村、陈炉镇及县城附近。”县志所记盛产原料之处，除县城外，后均发展成耀州窑的窑场。
　　

　　唐代黄堡窑场始烧黑、白、茶叶末釉瓷和唐三彩及琉璃建材。因当地瓷土、化妆土和白色透明釉均富含氧化铁，烧出白瓷呈乳白和淡黄色，质量差于北方诸窑白瓷。而黑釉、茶叶末釉又多为大众产品。为了烧制优质产品，黄堡窑场匠师逐步了解和认识了窑区内原料的特性，明白了当地原料适合烧造青瓷，通过学习唐代最上乘的越窑青瓷先进工艺，创造了使用北方馒头窑在还原焰中烧造优质青瓷的工艺，从而逆隋唐瓷业“南青北白”的格局，在北方独树一帜。
　　唐代耀州窑烧造青瓷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盛唐晚期始烧少量褐黄釉青瓷其胎呈浅黄色，较粗糙；釉也不精细，且施釉不均匀，烧成后多有垂釉现象，釉的熔融度差。器物种类和造型也很少，只见有圆唇圆腹假圈足碗，以器壁厚重不挖足为特点，呈现出初创期的原始性和不成熟。中晚唐时黄堡窑场的青瓷得到快速长进，胎骨日渐细密，器壁明显变薄，器胎中含铁质较多，经强还原气氛烧造，胎色呈灰色和黑灰色。中唐时期胎内还可看到小铁斑，到晚唐时经过除铁工艺，胎质已较纯净。瓷釉的改进更加明显，釉质精细，施釉均匀，青釉晶莹，釉色呈青中微灰，玻璃质感强，透明度好，胎釉结合紧密。器物种类也明显增多，除常见的碗、盘外，还有杯、盏、盏托、注子、注碗、瓶、盒、钵、罐、盂、枕、灯等。同类器物的造型也变化多样，以碗盘为例，其口沿除有敞口、撇口、敛口外，还有葵口、菱口、海棠口等模仿金银器式样的各式花口。青瓷装饰也突破了单一的素面，学习越窑的划花工艺，同时自创青釉下绘白彩和青釉戳花等装饰手法。从窑址出土的晚唐青瓷观察，其创烧时间虽晚，但发展迅速，所烧青瓷尚逊色于唐代青瓷之冠的越窑，但已胜过早已驰名国内的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等传统青瓷名窑。此时期青瓷特征如碗和盘均为矮宽圈足(俗称“玉璧底”)，内心留有用三角支垫垫烧后形成的三点支烧痕迹。而圈足随着时间的变化的特征是：愈早足愈宽，愈晚足愈窄。从中唐到唐末，为“玉璧底”变为“玉环底”的一个发展过程。瓶、盂、壶、小罐、钵等器型以瓜棱腹最为多见，其底足也多由中唐时期的假圈足变为宽矮圈足。唐代青瓷的纹样较少，有牡丹、朵花和卷草纹。
　　现代仿烧的唐代圆器和琢器多在修足和挖足上仿制不到位，容易让人看出破绽。
　　
　　二、创烧天青釉的五代和北宋初青瓷
　　
　　进入五代，青瓷已占据该窑场产品的主流，青瓷的制作工艺不仅全面成熟，而且在学习和仿效晚唐越窑上林湖秘色瓷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青瓷以“绿”为基调，以“薄冰”“嫩荷”“千峰翠色”为最高水准的青釉单一品种研制成功了一种面目全新的天青釉新工艺。创烧出的新瓷品种一改传统青瓷的青绿色，呈现出一种以偏蓝色为基调的青瓷。此釉色，犹如辽阔晴空中天边的天青色，具有一种清淡、平静、优雅的美感。
　　根据窑址的出土地层和近几年发掘的纪年墓葬判断，此种天青釉和淡天青釉瓷创烧于五代，延续烧制到北宋初期。器胎分为黑胎和白胎两类，黑胎数量最多。编写考古报告时曾对出土瓷片进行排比整理，得知此种黑胎窑占此期青瓷总量的97％以上。称“黑胎”是为了便于区分，所见胎色除黑色外，还有黑灰、铁灰和深灰等色调，胎内含铁量很高，但胎质比唐代的细密。在黑胎坯体之上，均施加一层较厚的白色化妆土，化妆土上再施青釉。此青釉色调较深，以暗蓝的天青色最好，另有微灰的湖青、湖绿和湖蓝色釉。釉质精细，玻璃质感好，常有开片。白胎青瓷出现在五代晚期，数量较少，其胎色白，相当纯净，是该窑唐至明清各代产品中瓷胎最白净的，但经多次淘冼后，胎质比其他各代要
　　疏松。在此种白胎上一律不再加饰化妆土，坯体直接挂釉烧成。此青釉呈色浅淡、晶莹、透明，亦有开片。釉的色调与汝官、南宋官、龙泉仿官相近似，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淡天青釉瓷。以往曾将与上述两种黑、白胎青瓷相似的传世青瓷称为“东窑”，通过黄堡窑址发掘可知是五代耀州窑所创烧，从而解开了长期不为人知的“东窑”器之谜，再结合一些五代纪年墓出土物观察，其时代当始于五代，而终于北宋初。对于五代晚期所见的部分天青釉和淡青釉瓷器，笔者以为其特征与文献记载的柴窑类似，曾提出有可能为传说中的柴窑的观点(可参阅笔者《柴窑探微》，《收藏家》2001年8期)。
　　此时的器物造型以仿晚唐、五代的金银器为特征。多见茶具、酒具和食具中的盏、盏托、杯、碗、盘等高档用具，以花口、曲腹和外撇圈足为特征，有的外撇圈足采用了仿金银器的后镶于器底的效果，如盏托采用的几乎都是这种成型工艺。还有一些青瓷为实用兼陈设的精美艺术品，如造型多样的套盒，着袍服双手持笏形流的人形执壶、多曲口高足尊，蹲狮流或双凤流的曲柄执壶等，造型多种多样，精致典雅，且富于变化。
　　在装饰手法上，发展了晚唐划花工艺，新创了在青瓷上采用高浮雕式的剔刻花工艺，还开创了在杯、盏内心贴饰象生动物和朵花的贴花新工艺。其中，以划花采用较多，使用有弹性的尖状工具，先在施化妆土的器坯上划出流畅的单线纹样，再罩透明青釉入窑烧成。因化妆土下的黑胎色调较深，烧出的划花纹样非常明显，给人以优美明快的美感。与同时期的越窑划花青瓷相比，耀州窑的划花更鲜明和流畅。新创的剔刻花工艺装饰效果最佳，目前所见这种工艺只用在五代晚期到北宋初的白胎器物上，尚未在黑胎青瓷上见到。剔刻出的花纹，凸显在精美的器物上，具有主体高浮雕与细部划花阴柔相配合的美感。器表施以淡青或淡天青釉，使青瓷装饰优美无比。以该技法装饰的精美青瓷，目前国内仅存不到10件完整器，而全世界至多也仅10余件，被博物馆和收藏家视为宝贝。
　　青瓷的施釉和装烧工艺更具时代特征。从出土物观察，五代时普遍采用了用釉裹足单件进行支烧的精烧新工艺。此种裹足釉支烧工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采用三角支垫烧制，三小尖朝上，支在器外底或足底裹足釉上，烧成后器外底或足底裹足釉上留有三点支烧痕。第二类是将三小堆石英砂托珠支在器外底的裹足釉足底上，烧成后器外底裹足釉足底上留有三小堆托珠支烧痕。第三类是将一层石英砂托珠支垫在器外底裹足釉足底上，烧成后器外足底的釉上留有一圈托珠支烧痕，留待打磨后使用。除此三类支烧方法外，在五代晚期又采用了装烧前先擦、刮足底釉，然后加垫饼垫烧的新方法。对于此四种支烧方法，经反复考察知前两种方法只在五代时采用过，后两种方法始用于五代晚期，到北宋初期仍延续使用了一段时间。
　　

　　另外，在窑址发掘中出土了多件器底刻“官”字款的五代青瓷，刻款的方法是均在施釉后先阴刻出“官”字，再经烧制而成。这种耀州窑五代青瓷“官”字款标本，不仅窑址出土，在西安、山西、河南等地也有发现。所见此类标本一般是黑胎素面青瓷，仅有一例为划花团菊纹青瓷，系1986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西安举行年会时，由北京赵光林先生在窑址上采集，我们发掘了20余年仍无缘再发现。就目前所见，仅有两件可以复原，其中一件几乎完整，都在收藏家手中，弥足珍贵。
　　五代北宋初青瓷的纹样比唐代时大为增加，植物花卉类的牡丹、菊花、枫叶、卷草；动物类的凤、鸾鸟、龟、鱼；人物类的袍服人物、婴戏枝叶等，为宋代纹样的大发展奠定了发展基础。
　　
　　三、鼎盛发展的宋代青瓷
　　
　　宋代是耀州窑青瓷烧造的鼎盛期。此时窑场规模空前扩大，青瓷烧造步入高潮，产品数量、类别、品种大量增加，高档的精品青瓷大量出现。耀州瓷业的这种兴盛发展与宋代初期耀州窑重新确定生产经营方向相关，也和窑场对制瓷工艺进行全面的重大改革密不可分。
　　宋代耀州窑确定了生产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广泛占有国内外市场。五代创烧出的典雅风格的天青釉瓷在北宋初延续烧造了很短时间后，迫于木柴燃料的日渐枯竭(烧造天青釉必须使用木柴)、瓷土原料加工的不对路(当地瓷土含铁量高，难以生产白胎青瓷，而黑胎青瓷又多一道加施化妆土的工序)，以及新窑场遍布，全国各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天青釉瓷销售对象较少，受到这些原因的局限，耀州窑不得不寻求新的青瓷生产方向。而恰在此时，国内最大的青瓷生产基地，同时也是此前青瓷制作工艺水平最高的越窑，正日渐衰落。为了迎合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喜好，并见缝插针占领越窑原有的国内外广大市场，耀州窑很快放弃了自己创新出的天青釉瓷的生产，而改烧“类余姚秘色”的“千峰翠色”般的青釉瓷，迅速推出了自己的新青瓷产品。
　　耀州窑在北宋初对制瓷工艺进行了全面改革，包括原料加工、成型工艺。对原有木质陶转轮进行了科学变革，代之以装有铁轴承的石质陶钧(转盘)，增大了轮制成型的速度和平衡惯性，保证了坯件质量达到“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北宋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语)的高标准。适时调整青釉配方，改革施釉工艺，使新的青瓷瓷釉达到了“精比琢玉”“类余姚县秘色”的效果。创造了该窑独具特色的刻划花新工艺，对花纹轮廓采用直刀深刻和斜刀广削去泥的方法，一直一斜，两刀出花，最后用篦形工具划出花纹细部的叶脉和花筋。不仅工艺简捷方便，而且刻出的纹样具有犀利圆活的生动美感；再配以晶莹温润的“类秘色”青釉，青釉中呈现深浅不同的多层次青绿色调，因此获得“宋代刻花青瓷之冠”的美誉，并创新出同样风格的印花青瓷。首创了我国以煤炭作为燃料的馒头窑，发明了以煤炭烧造青瓷的烧成新工艺。
　　宋代耀州窑工匠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制作了大量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精美青瓷。宋代的耀州青瓷器物种类繁多，有餐具、酒具、化妆具、香具、照明具，此外还有卧具、文房用具、医药具、宗教法器和供器、乐器、儿童玩具等。同一类器物造型也多种多样。
　　此时也是耀州窑纹样和图案最为丰富多样的时期，不仅涵盖有宋代南北窑口的纹样图案，而且其本身纹饰之丰富、构图之多样，在其他窑口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常见的有花卉纹中的牡丹、菊花、莲花，除了缠枝、折枝、交枝、对枝、分格、花结等形式外，还和蝴蝶、凤凰、孔雀、鸳鸯、鱼、鸭及婴戏、化生童子组合在一起，创作出诸多图案。还有一些在其他窑口宋瓷上不见和少见的纹样图案，如三把莲、博古插花、鹤衔博古、驾鹤仙游、飞天、五童戏犬、婴戏葡萄、婴孩及袍服人物蹴鞠、婴戏竹马、伏虎人物、庭园人物、戏剧人物、山石人物等，就目前笔者所见之图案，已过百余种。
　　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载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地理志》载“耀州>>贡瓷器”，记载了宋神宗(1068>1085年)时耀州向宫廷进贡瓷器的史实。文献和窑址出土龙、凤纹标本均证明，耀州窑在北宋曾烧贡瓷。也正是在熙宁年间(1068>1077年)，耀州太守上章天子，由皇帝下诏封窑神的。这在宋代文献中只有耀州窑，足见该窑在宋代的重要地位。
　　此时期青瓷特征为：精细加工的浅灰胎，胎质细密，胎釉之间不仅结合紧密，而且从断面观察存在一层白色界面。釉质精细，呈稳定的秘色瓷色调，也谓之橄榄色釉，青釉质感晶莹而温润。器物种类繁多，造型多样，制作极其规整，特别是底足处理整齐规矩，中期足墙高，足窄，往往有二次修足痕，晚期足变矮，底有鸡心凸起，刻花、印花浮雕感强，刀法犀利圆活。花纹生动多样，比宋代同时期任何一个窑口的刻印花纹样都要多。
　　
　　四、成功烧制月白釉的金代青瓷
　　
　　耀州窑金代青瓷的状况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因《同官县志》有“自金元兵乱之后，镇地陶场，均毁于火，遂而失传”的记载，所以面目不清，而且也为早期来遗址考察的考古者所忽视。我们发掘中找出了确切的金代文化层和部分有纪年的金代青瓷，结合各地金代墓葬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得知情况并非如此。
　　1127年金灭北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此后金和南宋军事对峙十多年。直至1142年绍兴议和，交界定在陕西，秦岭以北归属金国。在宋金对峙的十多年中，金人仅占领耀州半年，所以耀州窑比其他任何一处北方名窑受破坏都少。在南北议和后耀州窑很快恢复了青瓷生产，又成为金代的一个著名瓷窑，而且规模更加扩大，扩大到立地坡、上店、陈炉、玉华等处。
　　南北议和后，金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稳定，金人学习了汉人的官僚体制，实行了科举制度，继承了北宋在中国北方的文化，为瓷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明《同官县志》载，黄堡在金尤为重镇，而且耀州窑是金国境内少有的烧造青瓷的著名窑场，金代皇室和上层社会需求的高档青瓷，必然取之于耀州窑，从而促进了耀州窑在金代的持续发展和扩大。此时不仅烧出了精细高档的青绿釉青瓷，还成功烧出了温润如玉的月白釉瓷。
　　金代青瓷多见豆青釉和翠青釉，少见橄榄青釉。器胎浅灰色，均匀致密，但胎土的颗粒略大。器物造型的特征是器壁加厚，口唇尤厚，底足较宋器略宽，足内墙多外斜，器外底呈乳凸状。装饰手法依然沿用耀州窑传统风格的刻花和印花工艺，但纹样简单，图案布局比较宽松，刻花的手法较粗放，喜欢采用将主题纹样装饰在各式开光之中的构图方式。青瓷纹样题材增加了吴牛喘月、牡丹卧鹿、水波游鹅、海东青逐雁、并蒂莲等纹饰，其中最具民族风格的海东青逐雁纹是将玉器纹饰移植到瓷器上，很有特色。
　　金代成功创烧出的月白釉瓷源于北宋晚期。晚宋时其釉色为淡青色调，釉层薄，釉子玻璃质感和透光度强，同时多在釉下装饰印花纹样，其器物除釉色浅淡外，其他方面和晚宋时期的耀州青瓷并无明显区别。但金代月白釉瓷则完全不同，它不仅釉层厚，素面无纹饰，而且呈半失透状，洁净，温润，玉质感很强。种类有碗、盖碗、杯、盘、碟、冼、罐、瓶、鼎炉等，造型与同时期的金代青瓷相似，但更加浑圆敦厚，更具新疆和田青白玉器的优雅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国内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了解了金代耀瓷的真实面目。在金代出土物中，发现有行龙纹范模，也见到少数器物上有龙形贴饰，在金都城附近的女真贵族墓中也出土有高档耀瓷，因此怀疑耀州窑曾给金王朝烧造贡瓷，但一直未查阅到文献记载。感谢铜川日报社社长黄卫平先生，他在药王山南庵金代《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上发现了大定年间(1162>1170年)贡瓷的记载，确定了耀州窑金代贡瓷的史实。我们进而联想到北京广安门外出土的那批有龙凤纹的宋代耀州瓷，似乎不应是金人由汴京掠去中都燕京的，有可能是将北宋的贡余之瓷，到金初又拿去进贡。
　　

　　
　　五、转向民众的金末蒙元青瓷
　　
　　金代晚期，陕西遭受严重灾害，接着又受到蒙古三次入侵，仅过了两年蒙古就全面灭金了。金末耀州窑最困难的时期，恰是新兴的龙泉青瓷鼎盛发展时期。龙泉窑集南北方青瓷发展之大成，南宋晚期至元初烧造出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将青瓷发展推向最高峰。而此时耀州窑则相形见绌，加上金末窑场遭受破坏，并且原料逐渐枯竭，所烧造的青瓷质量下降，原有市场被龙泉窑取而代之。耀州窑被迫将生产对象转向社会下层的民众，改变为生产大众用的普通青瓷。
　　由于晚宋到金代耀州窑场的规模扩大到立地坡、上店，到此时又扩大到了陈炉，在黄堡窑场逐步衰落之时，新创的这三处窑场因原料和燃料充足，且处在上升时期，虽然工艺制作不精，但在为民众生产大路青瓷的过程中，三窑都呈现出向上发展的趋势。这和黄堡窑场的衰势显然不同，耀州窑此时出现了中心窑场东移的局面，即由立地坡过渡，最后将中心窑场确立在陈炉一带。这种迁移和中心窑场的转变，给耀州窑的延续发展注入了生命力，在以新代旧的过程中，瓷业发展又获得新生。
　　东迁后的三大窑场，元代以前学习黄堡窑的制瓷工艺，烧造青瓷，产品多呈现工艺不精的初创状态和明显仿效黄堡窑的现象。器物以碗、盘、冼、钵为代表，多素面，少有纹饰。纹饰以牡丹、菊花多见，还有婴戏、凤鸟和海东青逐雁等，多采用印花装饰工艺。
　　到了元代，仍以青瓷为主，釉多青中泛黄，少数有青绿色。器物种类新增加了玉壶春瓶、双耳瓶、温碗、盏、盆、缸、杯、烛插等。此时在对黄堡窑场的继承上出现了新变化，在造型、纹样上都可见到新窑场工匠自由发挥和独创的情况，如莲花多为并蒂莲，菊花多为小朵野菊，鱼多为双鱼戏水等。
　　在元代晚期，陈炉窑场还创新出一种简笔刻花青瓷。制作工艺是在深色胎上先施化妆土，然后用刀深刻出简笔纹样，再施以浅淡的透明青釉，烧成后在青黄釉下透出清晰、明快而洗练的深绿色花纹，淡雅美观。比传统的刻花青瓷风格更为简朴、清新。
　　
　　六、衰落和转变中的明清，民国青瓷
　　
　　明中期，耀州窑黄堡窑场已停烧废弃，陈炉窑场不仅接替和取代了耀州窑中心窑场的地位，而且以正宗传人的身份，“复祀德应侯如黄堡”，成为耀州窑后期的代表性窑场。
　　明代耀州窑多烧造黑、白釉瓷和白地黑彩瓷。传统的耀州窑刻花和印花青瓷虽仍烧造，但釉色由青黄、姜黄变成了褐青黄色，纹样由犀利洒脱的刻花变成呆板生硬的凸线阳文。
　　此种情况仅在陈炉窑场水沟一带例外，在此地的明代窑址中发现了一种青釉白彩瓷，胎为深灰色，釉呈青绿色，釉下绘有白彩纹样，造型敛口、深圆腹、足高为明中晚期特征。此种青瓷的出现，是耀州青瓷的一种回光返照现象。
　　到了清代，传统的耀州刻花和印花青瓷工艺因不合时代潮流已完全失传。工匠们将耀州青瓷制作工艺进行了转型和改变，将白釉和黑釉按适当比例调和，创造出一种青黄色、半失透感的香黄釉。在清三代时，这种由耀州青瓷衍生出的香黄釉，多采用戳花手法，主要制作香炉、香筒、烛插、花瓶之类的“三供”“五供”“七供”，造型、器类和用途比较单一。清中后期发展成香黄釉黑花和香黄釉赭花，在坛、樽、瓶、盒、盘等器物上常采用。清末民国时，陈炉窑场由景德镇引进了青花瓷制作工艺，在香黄釉系列中，又发展出香黄地青花黑彩新品种。传统的耀州青瓷，以一种新工艺面貌又衍生发展了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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