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 失落和文明--初探国瓷
[ 2008-10-12 | By: 青瓷风韵 ]
 
失落的文明
 
                                ——初探釉下五彩
 
 
                作者 刘放年    发表时间 2008-10-2    
 
  今年3月间,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以“醴陵国瓷”为主题,连续4期讲述醴陵从巴拿马金奖瓷到“毛瓷”的经典故事,这不仅是建国以来陶瓷国宝的公开揭秘,更是对醴陵国瓷地位的肯定与“一锤定音”。
  这是一段传奇的结局,也是一个文明的觉醒。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宣传推介的不断升温,醴陵国瓷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开始展露她娇美的面容,给世人一个又一个惊喜:巴拿马金奖,国家宴会瓷,国家礼品瓷,毛主席用瓷,世界和瓶,中非论坛礼品瓷……
  醴陵,一个长期“养在深闺”,不曾被国人读懂的名字,从模糊状态中逐渐淡出,变得明晰而又清亮。
  醴陵国瓷的概念,与它的一个重大发明有关,便是“釉下五彩瓷”。釉下五彩瓷是怎么回事?在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呢?让我们趁着好奇心与兴奋度的不断上升,去揭开那段被尘封的历史,领略国瓷的风采与神韵。

  迟来的花季
  2005年的春暖季节,比往年都来得迟一些。
  时值四月,湖南省博物馆门前的春花,还在朝气蓬勃的怒放着。
  一位叫罗磊光先生的青年收藏家,经过近十年的苦心搜集和精心准备,终于在这里如愿以偿的举办了他的珍藏展。这个珍藏展的主要内容不是别的,而是清末民初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展出的艺术瓷共有200多件,大多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几乎占据了博物馆一楼的全部空间。
  一个本不值得人们特别关注的陶瓷展,却引来参观者骆绎不绝。面对精妙绝伦的釉下五彩瓷,人们或流连往复,或驻足凝视,留意的观察,细心地揣摩,不时的发出惊奇的赞叹。许多观众嫌观赏珍品还不过瘾,又不惜重金买下罗磊光编著的画册,然后才满意而归。
  据说这是湖南省博物馆第一次相邀私人举办的个展,也是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瓷的首次公开亮相。许多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展览后来整整展出一年时间。
  对这次陶瓷展更为关切和表示惊叹的,还是中国陶瓷界的资深学者和专家们。
  就在一年多前在长沙召开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罗磊光先生关于醴陵瓷的一席发言,曾经在学术界引起过强烈反响。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著名古陶瓷专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这样说:“收藏醴陵瓷很重要,上海博物馆办展览,那时要这一段醴陵瓷就没有……如果这里没有,中国瓷史的这段历史就没有了。”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在看到民国时期的醴陵瓷时发表感慨:“二十年的生命,异常灿烂又异常短暂,犹如昙花一现,更犹如划破黑夜的一颗耀眼流星,令人赞美又令人痛惜。”
  王莉英“痛惜”的,也许不只是那颗流星的转瞬即逝,还有历史记载和评判中的有失公允。就在学者和专家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的时候,许多研究中国陶瓷史的权威书籍和杂志,却表现出了异常的清淡和冷漠。
  在《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对于那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瓷业衰败。”醴陵釉下五彩瓷,几乎没有记载。而另一本《中国陶瓷史》(叶喆民著)也说民国时期,包括湖南“醴陵窑”在内的中国陶瓷业“也多失去了历史上的光辉”。只一本民国版的《中国陶瓷史》,说了一小段醴陵瓷自清末熊秉三(熊希龄)开办瓷业学堂后,“较之旧作,优美甚多。釉药滑润,花彩亦甚雅致,堪称佳品”。也没提及釉下五彩瓷和它的创世之举。
  专家的评说和史书的记载,无意中道出了中国陶瓷史一个深深的遗憾:清末民初年间,延续千年的中国陶瓷发展史在这里断裂了!
  这也许是一种疏忽,抑或是由于史料的缺失,一个创世的发明就这样被轻轻带过。
  史学家自然有他们的难处。他们要凭资料,要重证据。王莉英说:“对于近代醴陵釉下五彩瓷,或许因为其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作品稀少,距今年份不远,半个多世纪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实物少见,其研究难以充分展开……”王莉英的说法解开了专家们的难堪心结。据有关部门统计,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仅7件,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精品也不过十几件。我曾在上海博物馆也看过一个醴陵瓷专柜,陈设的釉下彩瓷也不多。专家估计,在清末民初之间,醴陵釉下五彩瓷烧造前后20多年,传世的作品也就是数百件。怪不得专家们难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是历史”(汪庆正言)。然而让人有些迷惑的是,醴陵釉下五彩瓷问世后,先后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特别是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连连获奖,难道国内就没有一点声息?醴陵釉下五彩瓷在短暂的历史瞬间,在中国陶瓷业全面凋零的尴尬中,却建树了“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就没有人为之动容?
  还有让人始料不到的是,在几十年后的新中国,醴陵釉下五彩瓷以其精湛的技艺,至高的品质,创造了一个个红色经典,成就了共和国最为荣光的“国瓷”!
  当21世纪到来的时候,沉寂半个多世纪的醴陵釉下五彩瓷,终于无愧色的展露在国人面前,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尽管失落的文明召回得迟一些,但醴陵人依然感到自豪和欣慰。

  寻觅文明的足迹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问世,国瓷地位的奠定,以及它至上品质的形成,决非偶然。
  它不只是在醴陵这方热土上诞生的神奇,也是中国陶瓷文明发展进化的趋势与归宿,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和创新精神的结晶。当我们悉心触摸醴陵釉下五彩瓷的时候,你还会感应到历史的余温,体味出古国文明的无穷韵味。
  中华文明中极具魅力的精神源泉,当为“和合文化”。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把“和”提到了阴阳矛盾统一体的哲学高度。《中庸》也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齐焉。”认为“和”是万物和谐相处的“达道”。不仅如此,先秦时期的“和”还赋予了“合”的含义,出现了“和”与“合”的联用。从而提出了“和合”的概念。进入汉代以后,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合”文化精神更加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到后来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互融互补的宋明理学即“新儒学”。这种“和合”理念贯穿于民族文化大系中,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心理无不烙上深深的印记。
  这种印记最为生动的物化标志,便是玉器和陶瓷。
  最近,北京奥运会推出一款让世人惊叹的杰作,便是将玉首次打造为奥运会的奖牌。
  中国人何以对玉如此情有独钟呢?据说玉集天地之精华与灵气,古人认为它能贯通天地,谐和万物。因此在古代中国,玉被作为“礼器”。祭天礼地都是用玉石。“君子贵玉”。儒家还把玉当作君子的人格化身。“金玉良缘”,算是把传统文化与奥运奖牌结合到精妙之至!
  然而与玉相得益彰的陶瓷,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
  早在蛮荒年代,先民们在对土地的开垦和接触中,认识并掌握黏土的可塑性能,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懂得土块经过烧烤之后,会变得坚硬,于是尝试将黏土制成泥坯,把它烧制成能盛放液体并能耐火烧的器具,这便是陶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中期,先民们在烧制陶器的实践中,不断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在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原始的瓷器。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它构成了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耐人寻味的是,自古以来,在中国的玉器与陶器之间,似乎蕴含着一种牵牵恋情,一种“和合”关系。中国陶瓷在胎釉质地上,刻意追求一种温润匀和,宝光内涵之“如冰似玉”的质感,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的“冰玉情结”。这种制瓷仿玉之风始于唐代。至宋大盛。此后的中国陶瓷,除某些特殊品种外,无不以质感如玉为上品。
  唐武德年间,当这种上品瓷出现的时候,有人带着这种瓷入关中,还被当作“假玉”被人戏弄,弄得人是非难辩。后来人终于明白,这正是瓷与陶的分辨之处。洁白、质坚、半透明即为瓷,缺则为陶。
  这不过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段佳话与传奇罢了。醴陵釉下五彩瓷,无不与这些传奇有着玄妙的渊源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釉下彩瓷又是如何在陶瓷的嬗变中,与历史一脉相承的呢?
  中国陶瓷兴于汉代,盛于唐宋。尤其是东汉青釉瓷器的烧制成功,揭开了“瓷器”的第一篇章。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东汉,醴陵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在醴陵新阳大土的汉陶古窑遗址中,发现有典型汉代风格的大中小方纹和密纹陶器,甚至还有上釉的陶器。那段时期,也是醴陵置县的开始。
  唐代随着白瓷、青瓷、唐三彩等陶瓷的出现,中国陶瓷开始“名扬天下,远销海外”。此时期,湖南长沙窑的青釉、绿彩瓷器开始崭露头角,受到广泛关注。到宋代,中国发明了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科学技术相当发达。与此相关的陶瓷业,无论质量和数量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出现了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和钧窑五大名窑。随着陶瓷业的空前发展,书画艺术也参与其中,当时号称宋代最大发明的釉里青:“画花纹于薄质之泥坯上,再施一层釉,使成为美丽绝伦之青花……开从来未有之奇,可谓为宋代瓷器之特色。”(民国《中国陶瓷史》载)因而被人称为“真玉器”。
  元代由于连年战乱,也没多大发明,因此元代的瓷器,“亦是承继宋代诸窑而制造”,与宋窑没有什么差异。直到明代,朱元璋收复中原,瓷业又出现新的飞跃,尤其在创意和表现形式上均有突破。新近在醴陵黄达咀镇发现的明代窑,尽管还在考察中,但它将改写醴陵的制瓷史已确定无疑。
  清代初,陶瓷发展达到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特别是官窑瓷器胎质细腻,色彩绚丽,釉光莹润,镂雕精工。例如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红釉、天蓝。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种颜色釉等。可以说制瓷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充分掌握了胎釉的本质和性能,有效的控制窑中的火候,可随心所欲地模仿各种器物和生物形象,无不达到乱真的程度。但以后随着社会的日渐衰落,科学技术保守落后,制瓷工艺粗制滥造。到晚清和民国初期,陶瓷质量显著下降。一些历史名窑奄奄一息,“日薄西山”。
  就在陶瓷业面临一片衰败的悲歌声中,湖南的醴陵,却在孕育着一个旷世的文明惊奇!
  把古国陶瓷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名扬天下的醴陵釉下五彩瓷。

  凤凰涅槃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凤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
  这是一个非常凄美,令人感动的神话故事,叫“凤凰涅槃”。涅槃,本是梵语的音译,意即圆寂。指佛教徒长期修炼达到功德圆满的境界。这里以喻凤凰的死而再生。
  把一堆瓷泥加工,然后经过火的冶炼,变成一种质量完全不同的精美瓷器,不正是凤凰涅槃的经典演绎么?
  陶瓷工业的每一次质的飞跃,都是从火的突破开始的。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创制成功,就是依靠高火性釉下颜料,而后在火候的调节中不断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要说清它,得从湖南长沙铜官窑开始。
  早在公元八世纪的中唐时期,长沙铜官窑就首创了高温釉下彩绘的新技术。据文物专家考证,当时有在白釉下画绿彩的,有在黄釉下画褐彩,在青釉下画褐绿彩的,还有在青黄釉下画褐、赭、绿三色等品种。在纹饰上,除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外,还大量使用了花鸟、走兽、人物等题材,直接以绘画的手法来美化瓷器。这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个先例。装饰技法也是个突破。自此以后的宋代著名磁州窑,北方民窑中的黑褐彩绘,及至元、明、清的青花,釉里红等这些釉下装饰工艺,都可以说是受长沙窑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并为釉上彩绘开辟了道路,使我国的彩瓷技术达到新的高峰,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是这些简单的色调,与人们想要表达万紫千红的大千世界,还差距甚远。有不有一种似魔法般的变戏方式,让瓷艺人随心所欲的去描绘大自然的万千美色呢?
  此时,在地处湘赣边界的古城,一所不大起眼的瓷业学堂里,一群老师和学生正聚精会神的琢磨着: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瓷器是怎么烧制的。他们利用各种金属氧化物制成高火性的瓷用釉下颜料,后来收集和挑选的不同色相的釉下色料达到114个。然后运用多种装饰手法,反复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再试验,终于,魔法神奇出现!一个五彩缤纷的画面呈现在人们面前。它艳而不俗,清新雅丽,平滑光亮,如冰似玉。
  它被命名为“釉下五彩瓷”。这个边界古城,便是当今的瓷城醴陵。
  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首创了高温釉下彩的长沙窑,未能把它的创新发扬光大?为什么继承和创新突破它的是醴陵呢?
  一个伟大的历史开端往往是从细小的地方开始的。
  醴陵是一个山水洲城,地处湖南东部,自东汉置县,至今有两千年历史,号称“荆楚古邑”。这里交通便利,水陆相连。制瓷资源丰富,土质优良,具有发展瓷业的天然条件。醴陵最早烧制瓷器的时间,根据新近考证,在宋元时期。2005年以来,在醴陵黄达嘴镇的焦源村、谭家冲村以及枫林市乡唐家坳一带,已发现有规模的宋元青瓷窑址达五处,据当地老人介绍,当时那个地方有五十座窑,可见那时醴陵制瓷业的繁茂。发展到20世纪初(光绪年间),全县已有瓷厂480多家,主要分布在东北乡一带,形成了以东堡沩山为中心的醴陵瓷区。
  1904年,湖南凤凰县人熊希龄(字秉三,光绪进士,民国第一任总理),与参与“公车上书”的醴陵大学士文俊铎,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去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的制瓷业比中国发达,心里无不感到刺痛。受文俊铎之邀,熊希龄来醴陵,到沩山实地调查醴陵瓷业,发现当时危及粗瓷生产的诸多问题。同时看到,醴陵销售市场广阔,瓷土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遂提出“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据说熊希龄与文俊铎还拟就万言书,呈请清政府在醴陵创办瓷业公司和瓷业学堂,改良醴陵瓷业。慈禧太后随即批准呈文,拨库银10万8千两,以示扶助。
  学堂设陶画、辘轳、模型三科。分永久、速成两班讲授。除本省师资外,还聘了日本技师、江西艺人等。接着熊希龄又招商集股,在瓷业学堂前购地建设厂房,装置机器,组织制瓷工厂,定名:“商办湖南瓷业有限公司”。
  就在这样的办学条件和工业基础上,醴陵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的攻关精神,创制了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
  釉下五彩瓷的历史性突破,恰如凤凰之浴火,是陶瓷之更生。它突破的是什么呢?精通醴陵釉下彩瓷技术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给釉下五彩瓷总结了三大特色:1、它无毒、耐酸、耐碱、耐磨损,永不褪色。它的这一特点是由烧造工艺和颜料性能两个因素决定的。釉下五彩的基础颜料是用金属氧化物或它们的盐类为着色剂,掺和一定量的硅酸盐原料制成的。这种颜料不象釉上颜料那样需要采用含铅的溶剂来帮助发色和降低焙烧温度。同时釉下彩料牢固附着在瓷器釉层下面,由于釉层覆盖的作用,不仅不存在铅毒和其它毒性物对人体的危害,而且由于釉层的保护作用,还能抵抗自然酸碱的浸蚀,在使用中又耐磨损。2、画面平滑光亮,晶莹润泽,清理明快,具有饱满的水分感;亮晶晶的,水灵灵的,给人一种美感享受。这种富于韵味的装饰效果,除彩饰效果外,也是釉层的作用。覆盖在纹饰上的这层釉,通过高温烧成后,变成了一种玻璃质薄层,这个薄层具有莹润。光洁、透明的特点,有如玉一般的润泽和光彩。3、纹样五彩缤纷,艳而不俗,淡而有神,色彩变化丰富。这是釉下彩瓷在色彩效果上的独特表现。它可以清雅明快,也可以古朴深沉;可以绘制彩色斑斓的纹样,又能表现各种单色效果;淡妆浓抹,无不相宜。
  但是在旧中国,由于连年战乱,社会衰败,醴陵釉下五彩瓷只是风行一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它的第一个兴盛期,前后只有23年。灿烂的生命,短暂的时光,恰如王莉英所说的“令人赞美又令人痛惜”!
  历史在渐行渐远的同时,又不断铺陈新的起点。
  建国初期,醴陵瓷业眼见得日渐没落,釉下彩瓷工艺频临灭绝。新政府决心重振醴陵瓷业,当然不会放过曾经扬名天下的釉下五彩瓷。于是又有两个重要人物出现在这个转折关头。一个叫林家湖,另一个是吴寿褀。
  醴陵人说,要是没有他们,也许就没有釉下彩瓷的重见天日,没有今天“国瓷”的辉煌。
  附着在这两个人物背后的,却是一串感人至深的故事。
  1951年,担任技术员的林家湖,雄心勃勃的要把已经失传的釉下彩瓷抢救过来。他最急迫的愿望,是如何尽快找到釉下彩瓷的传人。林家湖走工厂,下车间,到处找寻却一无所获。一次偶然的访谈中,有人提到有一位叫吴寿褀的老人,在清末民初,曾经是湖南瓷业学堂的徒工,身怀釉下五彩绝技。据说由于民国瓷业衰败,吴先生早已回到醴陵北乡老家,弃艺归田。
  那年冬天冷的有些过分,北风裹着雨雪。林家湖脚穿一双布鞋,夹着一把油质雨伞,翻山越岭的在北乡转悠了两天,也不见吴寿褀的踪影。次年春,林家湖在乡下收购窑柴时,偶然听到一位送柴的农民说:“我们那里寿公画的画,比你们瓷厂画的好得多呢。”林家湖一打听,果然就是那个吴寿褀!林家湖迫不期待的第二天就启程去找那个“寿公”。又是几经周折,才在八步桥的一个山冲里找到他。这时的吴寿褀,已经是年上古稀的老人了。两位瓷艺人一碰面,犹如伯牙遇到钟子期,甚是暖意交融。他们彻夜长谈,从绘画技法谈到人才培养,从釉下彩瓷瓷工艺谈到醴陵瓷业发展前景。当林家湖诚恳邀请吴先生再度出山时,却不料吴寿褀以“技艺荒疏,有负众望”为由婉言谢绝。临走时,吴寿褀还是认知音难觅,朋友一场,赠送了一本自己勾勒的白描画集给林家湖,林家湖打开一看,果然身手不凡,“不施丹青而光彩照人”。林家湖回城后,立即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力举吴寿褀出山。尔后,林家湖又去了吴寿褀家。吴寿褀终被林家湖“三顾茅庐”所感动,答应出山。这时节,已经到了1955年。
  吴寿褀被调到醴陵陶瓷研究所后,他的才智如枯木逢春,重现烂漫光彩。他把频临失传的釉下五彩瓷技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年轻艺徒。自己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解决了釉下彩瓷烧制周期长的难题,特别在处理坯釉烧制和色料技术方面改革创新,作出独特贡献。吴寿褀的画风更有“铁骨双钩”之称,就凭他一张白描花卉,当年就被吸收为全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这时的醴陵陶研所,已是人才云集,群贤毕至。集结了陶艺工程师林家湖、邓文科、汤清海、丁华汉等。名艺人有吴寿褀、唐汉初、徐协和等,还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陶艺新生力量。醴陵釉下五彩瓷,终于“退尽黄沙始到金”,重放出夺目的光辉!处在醴陵瓷业科研前沿的醴陵陶研所,为后来以红官窑为标志的“国瓷”进行了充分的人才和技术准备。
  釉下五彩瓷的问世和再生,不止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更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创新!它不但把古来瓷器追求玉的感觉发挥到了极致,把中国传统装饰和书画艺术发挥到随心所欲的地步。釉下彩瓷环保健康的科技突破,清新雅丽的品质,更迎合了现代人的生活理念,彰显出新时代的人文魅力!
  2004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在北京第七届国际科技博览会上露面时,人们无不为釉下彩瓷的夺目光彩惊叹不已。一位参观者看着醴陵釉下五彩瓷感慨的说:“这个和青花瓷不一样,青花瓷给人以历史感,总觉得和现代人有一种隔膜。醴陵瓷给我们一种现代感,看着让人感觉亲切。”有人甚至把醴陵瓷叫作“健康瓷”、“文化瓷”、“时尚瓷”。
  我不由得又念着那个凤凰涅槃的故事,还有郭沫若先生那荡气回肠的瑰丽诗章: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永远的丰碑
  公元1915年2月20日,是一个值得国人记起的日子。
  美国旧金山海湾与陆地的交汇处,环境极其优美。著名的金门大桥横跨海湾。一片崭新的阶梯式建筑群落依山伴水,雄浑而又洒脱。举世瞩目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这是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而举行的盛大庆典活动,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博览会。应邀参加博览会的共41个国家。中国因第一次参加国际博览盛会,格外引人注目。为了筹备这次展会,中国政府组织了强大的参赛阵容,筹集各类展品达1500吨。展览从2月20日开幕,到12月4日闭幕,展期达9个月,参观人数超过1800万人,开创了世界博览会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之先河。
  就在这次博览盛会上,醴陵釉下五彩瓷技压群芳,一举获得最高优质金奖之荣耀!
  12月9日,醴陵城里爆竹喧天,万人空巷。从阳三石火车站到姜湾湖南瓷器公司的十里古街,人们欢呼雀跃,相拥着迎接熊希龄等载誉归来。欢迎队伍不断的高呼着:“金牌、金牌!”
  其实,醴陵人的激动早在5年前就开始了。从1909年到1915年间,醴陵釉下五彩瓷先后获得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系列金奖。
  这并不是醴陵人独享的盛事,在国内外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强力振奋了近代社会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当时上海的《明报》是这样描述的:“自该公司开办以来后,出品极其精良,形式花样又无不玲珑轻巧……是以名声日隆,风潮所至,举国若狂。”国际舆论则把醴陵釉下五彩瓷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顽强的,锐不可挡。丰碑永远是丰碑。
  尽管后来醴陵釉下五彩瓷有过一些落寞与沉寂。然而,就像清末民初时那样,它在衰败中历练成长,始终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
  建国后,频临灭绝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在抢救中恢复了生命的活力。由于一位伟人的关注,让醴陵瓷一路春风得意,最终晋升为共和国的“国瓷”。
  这位伟人就是开国元勋毛泽东——毛主席。
  毛主席是湖南韶山人。他一生叱咤风云,胸怀雄才大略。生活上也是乐观豁达,别有情趣。他恋乡土,重乡情。生来乡音不改。身居高位还盖着家乡的印花被,吃着家乡的红烧肉。尤其喜爱家乡的醴陵瓷。
  毛主席认识醴陵瓷,始于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四次到过醴陵。考察农运,往往端着醴陵的瓷碗边吃边谈。后来,毛主席还回忆说:“当地老百姓蛮好客,用9个漂亮的小碟子装着很多点心招待我,我还记忆犹新呢!”
  建国后,毛主席对醴陵瓷仍情有独钟。1956年,毛主席就批示成立醴陵瓷业公司。
  1958年4月,醴陵陶研所接到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的紧急任务,陶研所长李维善组织彩绘工程师们在两个月内拿出6种造型,先后4次送湖南省委鉴定。6月20日,省委来电话说,毛主席对醴陵生产的茶杯很满意。这时,人们才知道是为毛主席做的茶杯。后来这个茶杯为纪念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被命名为“胜利杯”。此后醴陵群力瓷厂更不止一次为毛主席烧制生活用瓷。据李维善回忆,1971年为毛主席生产烟灰缸和餐具。1972年为中南海定制包括毛主席使用的生活用瓷1210件。1973年为毛主席试制带盖鱼盘和浅底三大碗计140件。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74年那次。
  那年秋天,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他在湖南省委9所蓉园竟然住了114天。那年的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82岁生日。这时候,醴陵群力瓷厂接到上级以个密令。要求他们研制出一种精美的小碗。后来才知道是供毛主席生日时专用。担任彩绘总设计的是李人中同志。李人中同志就为这种碗采用什么花色冥思苦想了一个星期。仍然没有一个理想的花色。妻子看着李人中干着急,就在旁边插嘴说:“不就用月季花么?”,妻子的提醒让李人中灵光一闪。月季花又叫“月月红”,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全国山河一片红”。李人中采用写实的手法,以灵巧的笔调,把月季花勾勒得栩栩如生。
  看样的时候,毛主席手捧小碗反复端详,风趣地说:“这个碗特别好看,就是端在手上只能让别人看到花,端碗的人自己看不到,这碗里面也有花就好了!”后来,毛主席的用瓷就是里外都有花。毛主席对花情有独钟,他的诗词里也是百花齐放。
  毛瓷的制造,把醴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国家文物鉴赏专家李宴知的说法“毛瓷,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以这样的水平,醴陵还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生活用瓷。从1958年为北京十大建筑制作陈设瓷,后来为人民大会堂制作国宴瓷,为国家制作对外礼品瓷,时至今天的中央领导“常委杯”,国务院“总理杯”等一系列红色经典,被人们誉为“红色官窑”。醴陵釉下五彩瓷因此而奠定了当之无愧的“国瓷”地位,建树了中国陶瓷史上又一座历史丰碑!
  醴陵这个地方是值得人们景仰的。它总是在月落星稀时喷发出闪亮的光焰,在无奈的历史关头创造出奇迹。比方清末民初时,中国陶瓷日薄西山,醴陵却开辟出一个崭新天地;“文革”劫难中它却把艺术和科技推上陶瓷发展史的巅峰!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醴陵人锐意创新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
  就在本世纪初,一位从醴陵发迹的年轻人带着陶研所的工艺美术师陈扬龙和一批彩绘工,在上海开发出一个釉下五彩瓷新品牌,定名为“汉光瓷”。这种瓷以光洁无比的瓷质和完美无暇的工艺,博得陶瓷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喝彩。被誉为中国陶瓷的又一发展高峰。据说上海市还将其列入十大旅游产业品牌予以扶植和保护。
  墙内开花墙外香。醴陵人觉得不是滋味。那位工艺美术师陈扬龙没干多久就打道回府,并和他的女婿一道开办一个“金煌瓷艺”。陈杨龙用几十年的经验积累,设计出一种以牡丹花为代表的釉下五彩新工艺,将过去的黑底平面满花,创意出一种素描空间感和写实手法相结合的彩绘新工艺。按照陈杨龙的说法,叫“装饰的形式,写真的效果”。这一创新很快得到陶瓷界专家的高度赞赏,国家的密切关注。中国陶瓷协会顾问,清华大学教授张守智看后说:“象这样的牡丹瓶(指白牡丹和大牡丹瓶),汉光瓷都无法做出。”
  2006年,由金煌瓷艺生产的大牡丹瓶,被指定为国务院陈设瓷。以牡丹花为中心的系列茶杯,被指定为总理专用杯。同年10月,陈杨龙被毫无争议的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在由160名大师组成的精品展览会上,他的白牡丹瓶被评委会指定为唯一在展会门前作主题广告的作品。
  正在醴陵釉下五彩瓷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的时候,又有系列创新在醴陵开发成功。最具戏剧性的,便是“中国红瓷”。
  在中国陶瓷产业王国里,有一个千年梦想,就是要研制出高温大红色釉瓷器。本世纪初,在胡天霏等专家的不懈努力下,终于破解了这个难题,研制出极富装饰效果的高温大红色釉,它被命名为“中国红”。
  这些年里,醴陵釉下五彩瓷,加上新创的中国红瓷,以“新国瓷”、新形象,再次展现在国人面前:
  进入新世纪,巴拿马金奖瓷和毛瓷再造,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2004年,在“从长城到奥林匹亚国瓷醴陵荣誉展现雅典奥运会活动”中,打造出“世界和瓶”,并赠送给萨马兰奇等国际奥委会要人,被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收藏;
  2005年,由醴陵制作的“富贵牡丹瓶”,赠送给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2006年,醴陵以中国红和粉彩结合制作的牡丹瓶,被选为胡锦涛的礼品,赠送给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48国首脑及特邀嘉宾;
  2006年,醴陵制作“激情火娃”,作为奥运礼品瓷送中国奥委会。
  经典与荣誉接踵而至。新国瓷还有多少作为在后头呢?
  人们在翘首企盼着。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荆楚古邑,又将崛起一座历史的丰碑!

  后记:我不是一个陶瓷专家,也不是一个历史学者,因而不能用专业的眼光和严谨的论证来阐述醴陵国瓷的发生发展历程。但是,正如收藏家罗磊光说的,我爱家乡,更痴迷家乡的乡土文化。陶瓷文化植根在荆楚古邑的土壤中,它铸就了醴陵陶瓷史的神奇,也创造了醴陵文化的辉煌!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醴陵的陶瓷史,就是醴陵的文化史。因此,我的写作中无不渗透着对这种文化的感叹与关切。而且我觉得这样更适合与大众的交流。
  尚且,这只是一个“初探”,一个触摸。或许,随着我们不断的探索,我们还会发现更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附录:醴陵瓷业发展大事记
  ▲东汉时期。县城近郊新阳楠竹山有较大规模的陶器作坊。
  ▲宋元时期。黄达嘴焦源一带已生产上等的瓷器(新近发现的窑址,醴陵制瓷史待重新结论)
  ▲明初,醴陵新阳大土村窑下湾及附近,为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墙生产专用城墙砖。醴陵承制10万块左右。
  ▲1729年(雍正七年)。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东堡沩山开设瓷厂,烧制土瓷。
  ▲1819-1892年(光绪十八·九年)醴陵瓷业“客商云集,多付款后提货,求过于供”,是为醴陵瓷业的兴盛期。
  ▲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官员熊稀龄东渡日本后,与醴邑文俊铎共赴沩山考察,立志改良醴陵瓷业。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批准熊稀龄呈文,拨库银一万八千两,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并创建湖南瓷业公司。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到07年间。瓷业学堂创制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并在青花装饰基础上首创釉下五彩瓷器,成为醴瓷特色。
  ▲1909年(宣统元年),醴陵釉下五彩瓷获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金质奖牌。
  ▲1910年(宣统二年),醴陵瓷参加南洋劝业会荣获第一等之奏奖。
  ▲1911年,参加意大利都朗博览会,醴陵瓷获得最优奖。
  ▲1915年,醴陵瓷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荣获金牌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景德镇瓷受阻,而醴陵瓷畅销。到40年时,醴陵瓷业还增加了46家工场由77个增加到133个。全县年产量达10万担。被人称为建国前的全胜时期。
  ▲1941年,醴陵开始有了电瓷业。
  ▲1949年,醴陵瓷业恢复生产。到年底时,就业达到3297人。
  ▲1954-1955年,釉下五彩瓷传人吴寿褀复出,中断20年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得以重获生机。
  ▲1955年,在醴陵成立湖南省陶瓷研究所。
  ▲195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醴陵瓷业公司。
  ▲1958年5月,醴陵完成柴改煤的改窑试点,国家轻工业部在醴陵召开全国改窑现场会,推广醴陵的经验。
  ▲1958年,醴陵瓷器公司把20多个所属企业改建为国光、星火、永胜、力生、渌江电瓷厂、瓷泥矿、艺术瓷厂(群力瓷厂)。新建陶瓷机械厂,扩建醴陵电瓷厂。
  ▲1958年2月-11月,苏联、越南、罗马尼亚、民主德国专家等来醴陵考察瓷业。
  ▲1958年9月,越南陶瓷实习生75人来醴陵实习直到60年3月结业。
  ▲1958年,醴陵首次为毛主席、周总理制作生活用瓷。毛主席用茶杯被命名为“胜利杯”。
  ▲1959年3月,全国第三次陶瓷专业会议在醴陵召开。
  ▲1959年,醴陵艺术瓷厂为首都十大建筑中的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首都工人体育馆生产全部国家用釉下彩瓷3万多件。
  ▲1959年6月,醴陵援建越南海洋瓷厂动工。
  ▲1964年,醴陵承担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釉下彩瓷23万多件。
  ▲19
  ▲1966年,日本产业代表团来醴陵参观考察瓷业。
  ▲1971年,醴陵群力瓷厂和陶研所为毛主席试制釉下彩瓷餐具和烟灰缸。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醴陵为联合国大厦特制釉下彩瓷友谊茶具。
  ▲1972年6月,醴陵援建阿尔及利亚盖尔马日用陶瓷厂投产。
  ▲1973年,醴陵陶研所为毛主席试制带盖鱼盘。
  ▲1974年,醴陵群力瓷厂为毛主席承制薄胎碗等生活用瓷(内外均有花)。
  ▲1976年,醴陵群力瓷厂承担毛主席纪念堂全部釉下彩瓷的制造任务
  ▲1976年,醴陵陶研所首创钯金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醴陵为邓小平制作制作赠日本天皇裕仁的松鹤文具。
  ▲1979年,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瓷餐具获国家金质奖。国光瓷厂的厚胎餐具获国家银质奖。
  ▲1983年,醴陵釉下五彩瓷获国家优秀新产品奖。
  ▲1984年,国光瓷厂生产的白玉西餐具获国家银质奖;永胜瓷厂生产的醴陵牌餐具获国家银质奖章。
  ▲1985年,醴陵撤县建市。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兰海棠在江苏宜兴全国质量奖评比中,
  再度获得国家金质奖。醴陵对美出口瓷创全国八大瓷业产区之首。
  ▲1985年,适应改革需要成立湖南省醴陵瓷业总公司。
  ▲1986年,醴陵群力瓷厂为邓小平制作赠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鹅塘月夜挂盘。
  ▲1986年,醴陵制作赠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彩盘。
  ▲1997年,在南方一次拍卖会上,醴陵“毛瓷”首次面世。一个低价28万元的毛瓷碗,被拍出178万元的天价。
  ▲1998年,醴陵为江泽民制作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红山茶咖啡具。
  ▲上世纪90年代,醴陵与日本瑞琅市结为友好城市,先后派出近千研修生赴日本培顺学习。
  ▲2000年,2001年,醴陵群力瓷厂再造毛瓷,“毛瓷”正式公诸于世。拍卖价格一直彪升,群力瓷厂因而被誉为“红官窑”。
  ▲2002年,醴陵群力瓷厂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制作“常委杯”。
  ▲2003年,以醴陵釉下五彩瓷为特色的汉光瓷在上海成功运作,享誉中外。
  ▲2003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来醴视察,并题写“瓷魂”,“红官窑”。
  ▲2003-2004年,湖南省政府批准醴陵成立陶瓷科技工业园,并将其升格为正处级单位,作为湖南省标志性产业来打造。
  ▲2005年罗磊光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瓷收藏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引起轰动。
  ▲2005年,“品牌醴陵”工程在北京成功运作,釉下五彩瓷在北京第七届国际科博会首都亮相,引起广泛关注。
  ▲2005年,醴陵打造“世界和瓶”,成功进军雅典奥运。
  ▲2005年,被誉为“千年梦想”的中国红瓷,在醴陵成功开发。
  ▲2005年,由金煌瓷艺打造的富贵牡丹瓶,被湖南省赠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2005年,金煌瓷艺为国务院制作“总理杯”和陈设瓷。
  ▲2005年,湖南省陶研所为邓小平诞生100周年制作纪念瓷。
  ▲2006年,由湖南省陶研所设计并与瑞丰祥中国红瓷厂打造的“天球牡丹瓶”,被胡锦涛赠送给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48国首脑及嘉宾。
  ▲2006年,国家博物馆为纪念毛主席逝世30周年,再次复制毛瓷2006套在北京发行。
  ▲2007年,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以“醴陵国瓷”为主题,连续4期讲述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国宝故事,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2007年,醴陵市委、市政府与中央电视台联手打造电视连续剧《红馆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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